in

Members <br> Only

【我的香港回憶259】斯德哥爾摩症候群:都是一時俊傑,為何不願出走?

1949年前的《大公報》文人,都是當時全國最優秀的文壇領袖,學貫中西,而且頗有獨立思考的人文精神。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也罷了,為甚麼連到了香港的,也大多數沒有出走?當然,走的人還是有的。最著名的是金庸,1946年加入上海《大公報》,1948年派到香港《大公報》,1954年寫武俠小說《書劍恩仇錄》成名,1959年離開《大公報》創立《明報》。也有直接跳出這個陣營的,例如當時和金庸等人齊名的才子周瑜瑞,輾轉到了英國投奔自由。他們的故事,日後都會再談。但以我所知,來到香港的《大公報》人臥虎藏龍,有類似金庸功力的頗多,他們卻大多留在《大公報》一生。據說金庸創辦《明報》後,曾嘗試挖走一批《大公報》有料之人,承諾按市場經濟,大幅提高其待遇,但他們權衡輕重良久,都是沒有出走的勇氣。就像我的外公,來到香港《大公報》後,就做到退休,退休後還經常回到報館「坐」,完全是當作自己的家一般。然而,這又不代表他們在1949年前的獨立思考已經失去,畢竟在香港有思想自由、資訊自由,《大公報》和政權的種種問題,他們不會不知道,也不見得事事同意。這正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。一方面,他們自然都是有理想的、愛國的,也曾經相信在這個陣營、這張報紙,可以實踐自己的理想。雖然到了反右大幻滅、文革再幻滅、文革終結又再幻滅,但總體而言,一個「愛國主義」的魔咒,可以解釋很多明顯不合普通常識的事。另一方面,他們近距離觀察,自然很恐懼中共的鬥爭手法。弔詭的是,越是擔心,反而越是不敢離開,因為擔心成了「叛徒」,會連累家人,或連累大陸親友。由於每天看著熟人被批鬥,慢慢養成了極度謹小慎微的作風,草木皆兵,要跳出去,已經沒有那份勇氣。再加上南來香港的《大公報》人,逐漸建立了一個在香港主流社會之外的小圈子,彷如一家人生活,「紅色經濟圈」一站式服務非常完善,衣食住行、電影郊遊無所不包,入面確有不少人情味,互相都是叔叔阿姨、哥哥姊姊的稱呼,幾乎沒有上班下班的分別。這種親密的另一面,自然也有其他社會功能,例如無形的互相監控。要是「出走」,就是要離開整個社交圈子,成為「outclass」,這也是一種訴諸家族式倫理的壓力。要理解這些背景,下篇開始,才可以新一章:我外公的故事。...
To view this content, you must be a member of Simon's Patreon at $1 or more
Unlock with Patre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