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叔中學畢業後,進入香港大學讀物理系,然後到美國讀博士。他在港大期間,父親已經在港大教書,三叔已經開始在英國工程顧問公司工作,五叔忙於中學校內泡妞,他卻是親身經歷香港學運火紅年代的唯一一人,自然也有「適度」參與當時的一系列港大學生運動,例如保釣運動、中文運動等。談到這個年代,不少研究員倒果為因,常以後來歷史的發展,嘗試重組當時的歷史面貌。而各派當事人的回憶,也難免先入為主,過份捲入不必要的人事記憶、江湖恩怨,往往見樹不見林(內鬥、分化、捉鬼是香港人「身分認同」之一,絕非始於近代)。但假如我們從大歷史角度觀看,一切卻不難理解:六七暴動之後,港英撰寫了連串顧問檢討報告,不是中國式報告那樣自欺欺人、先有「外國勢力顏色革命」這類結論再substantiate,而是真正認真、坦白的自我檢討。港英認為暴動成因,除了中國文革因素、中共地下黨不安份,還有社會貧富懸殊、紀律部隊貪污橫行、房屋問題日漸嚴峻、全球嬰兒潮下的青年問題等無法排解等結構性問題。英國絕非那時候就規劃香港「回歸」,恰恰相反,是在想怎樣讓香港在種種國際形勢的客觀局限下,依然可以長治久安。結論:除了要建構一個完善的福利社會,也決定開始推廣本土化、民主化,因為英國人有信心一個蓬勃發展的香港公民社會,只要核心價值認同得宜,並有了中共政權這個反面教材在旁,是不會違背英國國家利益、「國家安全」的。其他監控大可逐步放寬,不用多此一舉。《港區國安法》生效後,大批被瓦解的公民社會組織,都是六七暴動後成立的,例如中大學生會成立於1971年,教協成立於1973年,托派的「革馬盟」也是1973-75年,Observers 是1975年,此外還有眾多大大小小的民間團體、各種立場的刊物,這可算是香港第二次的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時代。對當時的香港青年而言,忽然有了廣闊天地去參與社會,雖然依然有一定政治風險,但畢竟在逐步遞減當中,自然會甚麼都嘗試一下。由於甚麼思想都是剛開始接觸,青年改變立場、因了解而分開並非不尋常,例如不少後來的建制派要員,都是從非常反共的出發點起家的(有機會可以再介紹)。與此同時,聽不少曾參與當時學運/ 社運、但畢業後就沒有投身廣義政圈或社會圈的前輩所言,當時參與一件事件,例如保釣,只是議題主導,根本不會在乎是誰領導,那時候並沒有「學生領袖」這種讓人仰望 / 俯視的身份,雖然都是一起在學生會號召下去保釣,但在組織角度而言,依然是「無大台」,甚麼人都一起參與。後來的「國粹派」、「社會派」、「自由派」標籤,更多是局中人相互之間顯示不同而自我標榜,但對大多數無黨無派的參與者而言,似乎不很在乎。後來不同派系都要從中找到歷史淵源,都有各自的詮釋,而歷史也確實沒有「真相」。但假若從局外人抽離一點觀察,卻可能另有想像。相信日後閱讀整段香港歷史,亦可作如是觀。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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