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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國際夢工場🎬】《尼羅河謀殺案》:假如十大疑兇變成21世紀香港人

談及上流社會的社會資本,設想《尼羅河謀殺案》(或其姊妹作《東方快車謀殺案》)的場景換成是21世紀的長江三峽,那群歐美各國上流人士換成了背景各異的「特區香港人」,他們互相依稀認識,聚在三峽郵輪上,是為了參加中聯辦安排的「交流團」,這就是港人熟悉不過的情節。再設想「交流」期間發生了一宗離奇謀殺案,郵輪上各人都有動機犯案,由於他們構成了一個香港上層建築,互相的關連自然千絲萬縷,加上三峽這案發地點既和一干特區人等有「家」的關聯,兩者也維持著異鄉的一層隔膜,和英國貴族@1937埃及的格調,就變得大同小異。這樣的改動,拍成電影的畫面雖然不一定美,但難道不算符合Agatha Christie的神髓?《尼羅河謀殺案》原著的人物極為繁多,電影版本將之刪減、合併為十大疑兇,個個身份鮮明,都與那位年輕女富豪死者杜爾夫人(Linnet Doyle)有不同關係。他/她們誇張的服飾對營造這些身份大有幫助,難怪這齣偵探電影獲得奧斯卡最佳服裝獎,反而導演製造懸念的手法顯得略為平淡。以偵探電影而言,這也是卡司大得驚人的特例,彼德‧烏斯蒂諾夫(Peter Ustinov)、貝蒂‧戴維斯(Bette Davis)、米亞‧法羅(Mia Farrow)、瑪姬‧史密斯(Maggie Smith)等都是影帝、影后級人物,涵蓋老中青三代好戲之人。只要那位女死者變成香港隨便一位富豪的第三代後人,富21世紀特區特色的十大疑兇,就不難在三峽變奏借屍還魂。假如上述佈局開拍成電影,下列特型演員不妨如此取代原來的角色: 出身貧苦、劍橋畢業的才子,死者的丈夫杜爾先生(Simon Doyle)→香港海歸派文人,可由陶傑或倪震飾演; 杜爾先生的前未婚妻,死者的前閨中密友,策劃整個謀財害命陰謀的貝里福特小姐(Jacqueline de Bellefort)→貌美而精於計算的事業型港女,可由建制女議員龐愛蘭或梁美芬飾演; 滿口共產革命和打倒腐敗資本主義的左翼知識份子,頭戴貝雷帽的英國年輕人費格遜先生(Mr. Ferguson)→天星皇后運動的「新左」青年文人領袖,或「傳統」社運界代表人物,可由梁國雄或梁文道飾演; 言行誇張、特異的女名流,因涉嫌誹謗死者而陷入官司的情色小說女作家奧蒂貝尼夫人(Salome Otterbourne)→香港上一代富有個人特色的流行愛情小說女前輩作家,可由白韻琴飾演; 奧蒂貝尼的女兒,在母親陰影下不能自主、後又情歸左翼青年的溫室小花露西妮(Rosalie Otterbourne)→思想略帶浪漫成份、但人生閱歷有限的名人之後,可由鄭欣宜或謝婷婷飾演; 企圖奪取死者財產的遺產托管人,來自美國的彭寧頓律師(Andrew Pennington)→港產富豪身旁必有一位的御用風水師,可由顏福偉飾演; 患有偷竊癖的美國老富婆,因垂涎死者名貴項鏈而乘搭同一郵輪的舒娜夫人(Marie Van Schuyler)→有人大政協夫人頭銜的上海買辦遺孀,可由董趙洪娉飾演; 生於中產家庭的知識份子,因被死者父親在商場陷害而致家道中落的受害人,淪為美國老富婆貼身護士的保耶小姐(Miss Bowers)→持有本土碩士或博士學位,但為了生計無奈來港打工的德成菲傭,可由曾打雜工的肥媽飾演; 曾錯誤醫治死者好友而與死者結怨的德國人,熱心歐洲各國社會事務的貝斯納醫生(Dr. Carl Bessner,小說版本為澳洲人)→常在大陸扶貧贈醫的愛國香港大夫或中醫,可由何志平飾演; 死者的貼身女僕,戀上身在埃及的有婦之夫卻不獲主人放人,最終因勒索兇手而被滅口的保格小姐(Jane Borget)→領取綜援但又甚有國際視野,情歸外籍男友的行為藝術家,可由何來飾演……舊菁英圈:鄉村老婦也能累積社會資本當然,上述配對都是天馬行空。但在這完全杜撰的《尼羅河謀殺案》三峽變奏,這批港人/港燦背景各異,不一定全是來自富豪圈、專業圈,也包括表面上是草根代表或文化人,他們和1937年的埃及郵輪乘客一樣,同樣構成了一個帶有排他性的菁英圈,不但相互聞名,也懂得彼此的社交話題,明白對方何以此情此景有需要/有能力在自己跟前出現。假如定要比較,上述配對自然不能完全和原著吻合,因為在尼羅河的舊菁英圈,相關人物的社會身份是相對固定的,他們的互動,都是建立於固定的角色設定。例如女死者控告情色作家的作品影射自己、誹謗個人清譽,卻又主動四處唱衰德國醫生的醫德和藝術,都是因為對方的職業才產生的風波。他們個人之間不一定有利害衝突,但他們的身份賦予了互動的空間。在尼羅河畔,只有Agatha Christie筆下的比利時矮偵探白羅(Hercule Poirot)屬於百搭式、跨界別社交名人,其他人物的身份都是相對單一的,因此只要白羅本人懂得累積社會資本的竅門,就是不當偵探,生活也無憂。從Agatha Christie的其他小說可見,白羅的社交圈子大得驚人,他本來就無意在英國覓食,只是從比利時逃避一次大戰才改變生活空間。整個舊菁英圈的單一性,彷彿就是為這位複合性菁英度身定造的,反而Agatha Christie筆下另一位名偵探瑪波老小姐(Jane Marple)完全不同,只是一名活動範圍極有限、天性八卦長氣的英國鄉村老婦人,有理由相信她是《哈利波特》的恩不里居教授一類老處女。知道他為什麼是菁英嗎?新菁英圈的全知盲點到了我們這時代、這地方的新菁英圈,他們儘管依然相互聞名,卻已不太清楚對方成為圈中人的真正原因。為什麼面前的名醫能當上人大政協?為什麼身旁兩個文化人的資產差距可以如此巨大?為什麼衝擊建制的代表經常出現在酒會?究竟才子和才女靠什麼維生?尼羅河上的貴賓,是不會有上述疑問的,但三峽遊的貴賓就會不斷問上述問題,原因很簡單,就算他們是局內人,對社會其他部門的新遊戲規則,卻也不懂;一旦沒有了中介人讓他們困獸鬥、互相追兇,他們就不能明白對方的底細。換句話說,尼羅河郵輪式舊菁英圈的維繫,建立於各人的「全知視覺」:我認為你是菁英,因為我知道你在幹什麼。三峽郵輪式新菁英圈的維繫,卻建立於各人的「無知視覺」或「全知盲點」:我現在視你為菁英,是因為我不真正認識你,只不過聽說你很厲害,卡片很多水份,所以先敬一丈,以策萬全—除非你是洞悉一切、而又有特別渠道的偵探白羅。普特南認為美國人開始獨自打保齡球,象徵著美國整體社會資本的下降,就是因為美國人之間的關係網越來越薄弱,而且像香港馬伕那樣負責扯皮條的專業人士越來越少。《尼羅河謀殺案》的郵輪上,社會資本是交往的基礎,縱然發生多宗兇案,一切看來,還是那麼和諧;在三峽的船上,社會資本卻是交往的目的,各人的並存無論談笑如何風生,卻總會有格格不入的感覺。這時候,謀殺案發生了,怎麼辦?儘管三峽兩岸沒有白羅,但船上新香港菁英都知道,幸運地,我們還有中聯辦。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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